□ 李慧奇
一
1830年（道光十年）底，羅曰壁任汧（千）陽知縣。當時，地方官吏走馬燈似的換，沒人在意這個平常不過的任命。但直到近二百年后，回望歷史，才真正感到，千陽有幸，百姓有幸。
羅曰壁，云南景東縣人。民國十一年《景東縣志稿·科舉志》載：羅曰壁，嘉慶九年甲午科舉人，任陜西蒲縣知縣。寥寥幾個字就總結了這位官員的一生。后多方查史又知，清道光六年任延川知縣，道光十年任平利知縣，道光十年十二月任汧（千）陽知縣。生卒不詳，離開千陽后去向不明。
羅曰壁到任后，已近春節。據說，他很勤勉，晨起迎著朝陽去百姓家、鄉賢家走訪，夕陽西下拖著長長的身影回到縣衙，夜里查閱史料到很晚。經過仔細考察，他對千陽縣情有了很清晰的認識：窮根深、文教薄、史料缺。經過反復斟酌，他終于理出了質樸又具體的施政綱領：勸農桑、興文教、編志書。于是，他研墨取紙，提筆落字。一盞微弱的油燈，從此點亮起萬家燈火。
二
羅曰壁走遍千陽，對農事得出結論：“千陽地域周圍不過百里，析而言之，川一半，原一半，山一半。而川地半成沙灘，經淤務稻，一遇大水泛溢，往往有種無收；高原旱澇不勻，必收成欠薄；而山地更可知也。”他感慨道：“縣人全賴農業以養室家，合計夏秋兩收，尚多不足一年之食。”
為了解決眼前困境，羅曰壁提出了植桑養蠶的思路。因為他得知，千陽以前也曾有過植桑養蠶的歷史，那么證實這里的氣候、土壤、雨量等資源稟賦非常適宜發展蠶業。只是土法喂養不得法，漸漸放棄了。
道光《重修千陽縣志·地理志卷一》中，記載了種桑子法、蠶桑法則等內容。用十多頁的篇幅分類詳敘，對如何選種、育苗、移栽、株距、施肥、剪伐等過程作了一目了然的說明。對蠶室消毒通風要求、喂養頻次、制簇材料方法、除沙防潮、上簇結繭的觀察法、烤繭時機、繅絲水溫等具體環節一一記之。即便是喂蠶時的禁忌，也不曾遺漏。如此詳盡而又實用的植桑養蠶繅絲技術要領和注意事項，對于養過蠶的人的最直接感覺是，羅知縣栽過桑、養過蠶、繅過絲。
《景東縣志》畜牧養殖業總論里記載：“其它養殖業有養蜂和養蠶，不多。”分類敘述中再沒有提到這兩類。那么，他在家鄉參與養蠶的可能性不大。然《平利縣志》載，“道光六年（1826年）任知縣的司徒修，下村即勸民興水利、廣積儲。梓《蠶桑須知》《樹桑百益》等書散之民”。陜南平利縣，明洪武年間就有農桑記載，說明當地植桑養蠶的技術很成熟。道光十年羅曰壁任平利知縣，雖上任不到一年，但他樂參與、好學習、善總結、再推廣，離任赴千時，不排除將《蠶桑須知》《樹桑百益》的內容帶到了千陽。
史料雖沒有留下多少農戶從事養蠶的記載，但羅曰璧任知縣十年后，千陽縣志“物產·貨類”中將“絲”放在了第一位，足見當時蠶桑業的繁盛。
上世紀九十年代，千陽桑園面積達到6萬多畝，川塬鎮村幾乎家家有桑園，戶戶養蠶。
三
3300多年前，商代已有較為成熟的公辦學校，后孔子又開創了私學先河。公元前506年，燕伋二次從曲阜返千后創辦了漁陽塾壇。這足以說明偏于一隅的千陽，重文興教起步極早。
那天，當羅曰壁來到三賢祠前，未曾開口，心卻被入眼的一幕狠狠地扎了一下。明末附設于此處的隃麋書院，本就狹小簡陋，此時更是殘破不堪，徒具虛名。夜晚，在油燈的映照下，滿臉愁苦的他只想著一個字：錢。
作為知縣，他清楚地知道，全縣田賦、稅收、附加等各項年征銀五千余兩，上解近一半，留下的還要支付29項之多，所剩無幾。即便是風調雨順的年份，連修修補補的多余銀兩都沒有，更別奢望新建書院了。但他始終堅信“學校關乎風化，乃為政之大端”，在千難萬難中，興文教的決心始終未變。
1837年（道光十七年），新書院破土動工，這已經是他任千陽知縣七年后的事了，可見久拖不決的原因還是缺銀。等了幾年也沒有多余的銀兩，于是他只有捐出自己的養廉銀。清知縣的俸薪很低，千陽知縣的俸薪銀23.7兩，但養廉銀有600兩。
他在《創修千陽縣考棚碑記》中說：“千小邑也，納稅不過五千，而童試則四百有余，歷試數次，搭蓋席棚以為考場。匪特風雨堪虞，亦且關防難密，殊屬不成事體。”以席搭考棚，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書院歷兩年竣工，取名啟文。書院整體呈長方形，格局新穎，設施齊備。大門三個，中間稱之龍門，左右兩開。龍門至后堂，中間一條甬道，以條石、青磚鋪之。以甬道為中軸線，對稱結構建筑，分前后兩院，建有客廳、講堂、考棚（童試教室）、書房（圖書館）、碑房（檔案館）、宿舍、廚房、門房等五十多間。書院建成后，羅曰壁邀請時任鳳翔知府的豫泰撰寫碑文，“泰驟聞而訝”。
為書院長遠考慮，羅曰壁每年將狼牙洼、趙家河、普門寺等處地畝收的租錢用于書院開支，鋪面出租錢用于后期維修。又將學田的畝數、界址存立縣案，永為查據。
如此有力的舉措，讓啟文書院盡顯一派繁榮。所收生徒分編兩班，每班有時達六七十人。清代后期，千陽人才茂興，歸功啟文書院。
四
千陽大地，人類居住史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自漢置隃麋縣始，歷經晉、隋、唐、宋、元、明等朝代更迭，至清朝前，已有一千多年的建縣史。然而，直到1650年（清順治七年），來千任知縣的江都進士王國瑋卻發出了“凡郡邑都有志，千獨無志”的疑問。這一聲疑問，直到今天仍在一些文史者的口中常常聽到，但沒人能給出足夠信服的答案。
1731年（雍正九年），任千陽知縣的江南武進監生管旆下車即索志，“始知千之志于明季兵燹之后已散軼而不可考”。這是舊志史料上的記載，也是唯一對王國瑋之問的回答。
縣志，是一個縣歷史、地理、風俗、人物、文教、物產等千年時間空間的濃縮，反映著這個地域的前世今生，是一個縣的“家譜”。王國瑋任知縣后，公務之余，訪遺址、詢故老、采舊聞，三年后終成《石門遺事》一書。81年后，新任知縣管旆到千后索志，“遂以《石門遺事》暨《增補軼事》送閱”。他看過《石門遺事》后說：“土俗民情較為詳盡，官師人物較為簡略，缺漏多，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稱不上志。”
而管旆看到的《增補軼事》，卻是1711年（康熙五十年）江南宜興歲貢吳宸悟任千陽知縣時，對《石門遺事》的建置、官師、人物、選舉等增補史料，又新增流寓、藝文二目而成。
羅曰壁到任后，認為《石門遺事》及《增補軼事》不全不詳，加之斷修已近百年，遂重修志書。他取舊志與州府志詳加參考，優者沿用，劣者淘汰，對舊志未記的內容，考遺跡、訪名士，分綱列目記載。全志設地理、建置、典祀、田賦、學校、官師、人物、選舉、烈女、藝文、紀事、詳異12卷96目，卷首附圖14幅，約10萬字。斷限上至夏，下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志成題名《重修千陽縣志》，它也是千陽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第一部稱作“志”的縣志。
五
羅曰壁是一位典型的清代文人官吏，干的很多工作也都用文字記了下來，正是這一點，也為今天的千陽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如《書院》一文，記有新建啟文書院的建筑物，經費來源渠道和數量，開支的名目和數額。增修、重修的縣署、廟、祠、樓、壇等，也都用文字或碑記的方式進行了記述。
“下車伊始，集首事商議重修年久木朽滲漏的啟圣祠，自捐廉俸四百金。”在他任內，面對捉襟見肘的收支，他沒有壓榨搜刮百姓，十余年任內前后八次捐銀捐糧，創建書院、重修祠廟、裱糊縣署、新建義倉（賑災）。
羅曰壁在任時，幕僚們因他勤政尊敬有加，離任后，百姓們因感恩敬他為神，建“忠愛祠”紀念他。在百姓心中，這位時常操著一口濃重鄉音的知縣，這位來自遙遠西南邊陲的外鄉人，所做的愛民之事深深地鐫刻在了千山之巔、千水之河和百姓心之尖。
建祠是百姓對辦了好事的人最純樸的一種虔誠膜拜。“有生佛萬家之譽”，這是故鄉舊景東縣志對他的褒贊。（生佛萬家，是指受百姓愛戴的地方官。出自宋·戴翼《賀陳待制啟》：福星一路之歌謠，生佛萬家之香火。）
自從司馬遷寫成《史記》后，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在做每一件大事時都會想到懸在頭上的那支巨大史筆來。一支支細史筆也照樣懸在各級官吏的頭頂，在千陽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羅曰壁贏得了身前身后名。
